绩溪县政协委员程丽反映:乡贤作为一个地方的宝贵人才资源， 因其“人熟、地熟、事熟”，在村级社会组织治理（如村民议事协商、村庄治理）、乡风文明治理（如挖掘优秀家风家训、编撰村史村志）、保护传承农耕文化等方面建言献策、凝聚智慧具有独特优势，乡贤调解是基层“和风细雨”治理的“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”，是实现基层治理从“单打独斗”向“多元共治”转型的“新动力”。但在法治化、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加剧的今天，乡贤调解这一传统权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：
一是权威基础弱化。随着宗族结构解体，传统尊卑等级观念淡化，乡贤的身份光环和天然权威受到削弱。人口外流导致乡村“空心化”，熟悉乡土规则、享有威望的老一辈乡贤日益减少，新生代对乡贤认同感降低。乡村社会异质性增强，价值观念多元化，统一的“情理”标准难以覆盖所有纠纷。二是代际传承断裂。年轻群体对宗祠等家族文化的疏离导致调解权威下降。据统计，40岁以下当事人仅32％认可家规家训等传统文化在调解中的约束力，远低于60岁以上群体85％的认可度。年轻一代更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矛盾纠纷，导致不少矛盾进入诉讼程序。这种代际认知鸿沟削弱了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效用。三是调解效力受限。乡贤宗老主要依靠个人威望和道德感召，缺乏制度性强制力保障，对经济合同、征地补偿等复杂纠纷或涉及重大利益冲突时力不从心。调解结果依赖于当事人自愿履行，缺乏司法确认等法定效力衔接机制，反悔风险较高。传统调解依赖的“尊卑有序”等伦理与现代平等原则产生冲突，加上“情、理、法”融合的调解技巧未能得到系统整理，如何在转化中摒弃陈旧观念，保留“和合”精髓，成为文化融合的关键命题。部分乡贤对现代法律法规掌握不足，调解依据与现代法治精神可能存在冲突，对新类型纠纷如电商纠纷、环境污染、网络侵权等矛盾纠纷化解缺乏专业知识和应对经验。四是运行机制模糊。角色定位、工作程序、监督机制缺乏规范化制度设计，易受人情关系干扰，公正性受质疑。经费、场地、培训等资源保障不足，也影响了可持续性发展。
    为此，建议:通过系统化人才库建设，高效激活乡贤“软实力”，实现基层治理从“单打独斗”向“多元共治”转型，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动能。
一是严格人才库建设标准，确保乡贤质量。明确入选条件。吸纳品行端正、威望高、熟悉乡情、热心公益的德才兼备乡贤，包括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退休干部、教师、企业家、非遗传承人、法律从业者等，优先考虑具备多元能力的人员如覆盖法律调解、产业发展、文化传承等领域人才，注重专业性与民间威望并重。规范推选程序。可采用“三推四步”法（自荐/党员推荐/组织推荐→群众评议→支部研究→县级备案），确保公开透明，并建立“县—乡镇—村(社区)”三级联审机制，动态更新人才库信息。
二是精准分类、动态管理，提升资源效能。分层分类建档。按行业、专长、地域（本地/外地）分类标签化，形成“一人一册”档案，包含从业背景、资源优势、回乡意愿等，重点标注在外旅居乡贤的联络方式、投资意向及返乡可行性等情况，在年轻外出务工群体占比高的乡镇，可增配90后新生代乡贤。建立联络机制。线上通过组建乡贤微信群、开发小程序等方式，定期推送政策与家乡动态；线下通过设立乡镇级乡贤联络站，利用春节等节点举办恳谈会、返乡考察活动，强化情感纽带。
三是搭建多元平台，激活乡贤治理动能。建立矛盾调解平台。依托乡镇司法所等部门，在乡镇设立标准化“乡贤调解室”，推行“乡贤提案—支部审议”制度，参与村级决策与纠纷调解。创新“三步调解法”（收集议题→群众说事/乡贤论理→评理定案），结合情、理、法化解矛盾。产业发展与公益协同。引导乡贤资金、技术返乡，通过设立乡贤创业绿色通道，提供用地、审批支持等方式，推动“乡贤经济”转化。建立乡贤公益基金。用于支持教育、养老等事业，鼓励参与移风易俗。
四是健全保障机制，确保长效运行。给予政策激励。对贡献突出者授予“荣誉村民”“调解能手”称号，推荐参选“两代表一委员”；落实创业补贴、税收优惠，设立乡贤发展基金等方式给予激励。强化服务保障。通过建立家属关怀制度，协助就医、子女就学需求等方式，为在外乡贤解决后顾之忧。加强能力提升。公、检、法、司等部门联合开展法治培训，进行分级分类培训，提升乡贤法律素养与调解技巧。
五是注重品牌塑造，推进长远发展。营造重贤崇贤氛围。通过编纂《乡贤志》、设立乡贤榜，宣传乡贤先进事迹，弘扬乡贤文化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。党建引领与网格融合。成立乡贤党支部，推动乡贤嵌入基层网格，协同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工作。数字化赋能人才库建设。建立乡贤云端人才库，如建立“乡贤一张图”数字平台等方式实现动态管理，实时更新数据并分析匹配需求。强化结果导向。定期评估乡贤参与实效（如项目落地数、纠纷化解率），推行双向积分激励机制，进行贡献度兑换等。对连续两年零参与者，实行反向约束，自动退出人才库。